1956年1月，党的八大召开前夕，毛主席在百忙之中特意抽出时间到上海进行考察调研，也是在上海期间，毛主席提出要见一见复旦大学的校长陈望道。
一见陈望道，毛主席便同他兴致勃勃的谈论，自己最近刚读了他的《修辞学发凡》一书，还问陈望道是否还在研究。和毛主席的这次见面，给陈望道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也促使他下定了决心要继续投入到语文科学事业中。
陈望道
应该指出的是，陈望道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，还是我国第一个翻译了《共产党宣言》（英文版）的人。
不过很遗憾的是，因为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做派，陈望道于1923年8月脱离了党组织。
和毛主席交谈的时候，陈望道也不由得想起了陈独秀，同样是党内负责人，风格却天差地别。
眼前的毛主席，耐心、谦和、尊重人，跟陈独秀当年那种不容置疑的家长作风完全是两回事。
这一年，陈望道已经六十五岁了，离开党组织的日子，算起来也三十多年了。
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做学问、办教育，安安稳稳走完这一程。
可这次见面之后，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地冒了出来：他想回去。
一
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，都曾受到过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影响。
当然，更准确的说是受到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（英文版）的影响。
1936年，毛主席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，曾深有感触的说：
“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。一本书是陈望道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。另外两本是考茨基写的《阶级斗争》和柯卡普写的《社会主义史》。”毛泽东进而又说:“到了1920年夏天，在理论上，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，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，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
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，陈望道是毛主席点名要找的人之一。
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，早年在义乌绣湖书院修习数理化，后来又在浙江省立金华中学、之江大学学习，1915年，陈望道赴日留学，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会组织的各项爱国运动，也是在日本留学期间，陈望道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学说，并逐步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。
陈望道回国后，成为国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。
不过在当时，国内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缺乏一本纲领性的读物。
1920年初春，陈望道来到了上海，在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任主编的同时还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内部理论刊物《共产党》的创建工作，当时陈独秀、李大钊向陈望道提出，应该尽早把《共产党宣言》翻译成中文。
同年3月，陈望道带着《共产党宣言》英译本和日译本回到了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村。
应该指出的是，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得事情。
据说戴季陶当年在在日本留学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，看了一遍就放下了，太难了，不仅要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，还得有极高的中文修养。后来戴季陶回国主编《星期评论》，想物色合适的翻译者，《民国日报》主笔邵力子向他举荐了陈望道。
邵力子了解陈望道：留学日本，精通日文、英文，国文素养又好，还具备马克思主义学识，当时全国满足这些条件的不会超过几十个人。陈独秀也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版，供他对照翻译。
为了专心致志完成这项工作，陈望道离开了浙江一师的教职，秘密回到老家。两条长凳加一块木板搭成桌子，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下“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”埋头苦干。
期间还发生了件趣事。
一次，陈望道忘我的工作，母亲看他辛苦，心疼得不行，就弄来糯米包了粽子，又拿来义乌红糖让他蘸着吃。
过了一会儿母亲去收拾碗筷，发现粽子是吃了，可他满嘴黑乎乎的。原来他太过专注，把粽子蘸进了墨盒里的墨水，自己居然浑然不觉。
母亲又好笑又心疼，他却说“够甜了”。这甜，是真理的味道。
《共产党宣言》陈望道译本，1920年8月、9月版
1920年4月，译稿完成，同年8月在上海拉斐德路成裕里12号的又新印刷所正式出版，首印一千册很快售罄，虽然封面把书名错印成了《共党产宣言》，但丝毫不影响它的轰动效应，9月再版又印了一千册，依然很快卖完，到1926年5月已经重印了十七版。
后来这本只有两万八千多字的小册子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。
不仅仅是毛主席看过，周总理、刘少奇、邓小平多年之后回忆起来，都称曾看过此版本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不过有些意外的是，陈望道在翻译出《共产党宣言》后，却在三年之后脱党了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？
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，陈望道被选为代表，可意外的是，他最终没有出席。
因为筹办一大活动经费审批问题，李汉俊和陈独秀发生争执，陈独秀大发雷霆，指责陈望道和李汉俊要夺他的权。
更让陈望道难以接受的是，他曾经教过的学生、远在日本的施存统听信了陈独秀的一面之词，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谴责信，极大的伤害了陈望道的感情，他要求陈独秀澄清事实、公开道歉，陈独秀不肯。
1923年中共三大后，陈望道正式提出退党。
为了挽留陈望道，党组织派沈雁冰（茅盾）去做工作，沈雁冰跟陈望道交情深厚。
一见面，陈望道便对沈雁冰说
“你和我多年的交情，你知道我的为人。我既反对陈独秀家长制作风而要离开党组织，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，我又如何取消这个决定？”
紧接着，他补充了一句：
“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，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。我在党外为党效劳，也许比党内更方便。”
陈望道这话不是随便说说，他后来虽然离开了党组织，但却依然为党做了不少工作。
二
1923年秋，有人给陈望道送来一张条子，上面写着：
“上海大学请你组织，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，请你负责。”
这封信署名是“知名”。一看笔迹，陈望道认出是陈独秀写的。
来送信的人只好解释：
“独秀同志说您最适合担当此任，只是担心您仍有芥蒂，充分尊重您的意愿。”
陈望道直摆手：
“仲甫先生多虑了，我和他的过节，只是脾气不合，不是思想上的分歧。他不计前嫌，这么看重我，说明党组织仍然信任我。”
不久之后，陈望道担任了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、教务长、代理校长，这所学校后来被誉为“北有五四运动之北大，南有五卅运动之上大”。
有关陈望道三十年代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，根据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的钱益民教授所作《陈望道在1930年代与中共的关系》，可以管中窥豹一番。
“陈望道本色是一个学者，但是他关心政治。他不是一个脱离政治的学问家，但是他也不参与实际政治。”
倪海曙与陈望道相识了四十多年，他在《春风夏雨四十年——回忆陈望道先生》一文中称，从1919年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以后，一直在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工作，可是从不炫耀自己的政治资历，也从不以什么‘党外布尔什维克’自居”。
1930年3月2日，为了同国民党当局争夺宣传阵地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左联，陈望道虽然未加入左联，但同左联的关系密切，而且在当时同中共地下党冯雪峰、夏衍来往，两人也常以地下党组织的名义，委派给陈望道任务，陈望道也从来不拒绝，真正承担起了“在党外为党效劳”的作用。
国民党当局对这一切十分恐惧，还给跟左联密切的作家写恐吓信，陈望道就是其中之一，但他始终不惧，坚持斗争。
1931年，陈望道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时，一名左派学生私自敲响校钟，按规定要被开除，校长让陈望道签字，他为了保护学生拒绝签名，结果被迫离开复旦。
1935年8月11日，根据当时抗日形势的需求，为了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党组织决定解散左联，那时陈望道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面，同意解散左联，并积极推动戏剧、美术、音乐、电影等方面组件文艺作家协会。
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心目中，陈望道是30年代早期“党外文化界人士”的重要代表人物，与郑振铎、巴金、王统照、叶圣陶并列。
也因为同中共密切的关系，陈望道在后来许多年时间里，都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监视。
抗战期间，陈望道根据党的指示出任复旦大学训导长，创办了中国高校第一个新闻馆，师生们可以在里面传阅革命书刊、收听延安广播，被称为“夏坝的延安”，他还发起“大众语运动”，撰写了《修辞学发凡》，成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人。
陈望道著《修辞学发凡》
当时，陈望道定居重庆，因为时常受监视的关系，这导致他没能实现去延安的想法，所以他后来就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民主运动上，并且还托人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带话称：
“请把党的意图告诉我,把反动学生的名单告诉我,我会知道怎样行事的。”
党组织内部那时也把陈望道看做是自己人，甚至还向他表示，欢迎随时回到党组织来，陈望道虽然也很渴望回到党组织，但他认为，自己在党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，因此诚恳的向组织反映：
“现在还不,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中来的。”
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，毛主席赴重庆谈判，在周恩来安排下，毛主席在重庆接见了陈望道、张志让、周谷城等人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陈望道同中共地下党组织来往密切，掩护了大批进步学生。后来他还在回忆中，有如下记录：
“解放前16所大专院校教授联谊会的政治运动，所以能够轰轰烈烈地展开，也是由于党在暗中扶助。”
“敌人反共，我必拥共；敌人反苏，我必拥苏；敌人反人民，我必拥人民。”
三
1949年10月1日，陈望道作为特别邀请代表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。
不久之后，陈望道在经沈志远、苏延宾介绍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后来在民盟长期担任领导职务。
1952年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当时上海高教局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，要求负担大学停办新闻系，当时任校长的陈望道为此曾两次赴北京反映情况。
陈望道虽然没有见到毛主席，但通过周总理将此事反映给了毛主席，毛主席后来特意批复：
“既然陈望道要办，就让他办。”
后来复旦的新闻院系成为全国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、惟一薪火不断的一个院系。
当时，“复旦大学”的校名虽然也是毛主席的字，但却是从毛主席给周谷城的信中扣出来的，陈望道觉得这样不行，还是应该请毛主席为复旦大学专门题词才行，为此陈望道还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，请他托人办这件事。
毛主席听说以后，也没有拒绝，而是欣然挥笔。
现在所用“复旦大学”四字即为后来毛泽东秘书转来的、毛泽东亲自为复旦大学题写的校名。
毛主席会见陈望道
1956年，陈望道在上海见到了毛主席，也促使他萌生了重回党组织的愿望，他将这个想法透露给了中共上海市委。
令陈望道也没有想到的是，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特批：
“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，就什么时候回来，不必写自传，不必讨论，可以不公开身份。”
这个特批的分量极重。要知道，重新入党通常需要严格的审查程序。毛泽东还特意强调“可以不公开身份”，这是考虑到陈望道作为民主人士、复旦校长，公开身份可能会影响工作。
1957年6月，离开党组织三十四年后，陈望道终于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，但他的身份没有公开，而是一直以党外人士的面貌工作，直到1973年以中共十大代表身份出席会议，人们才知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原来早已是一名共产党员。
据陈望道的之子陈振新回忆：
“毛泽东非常清楚1923年时陈望道要求离开的缘由，也很了解他离开后这几十年为党所做的一切，所以毛泽东指示:“陈望道愿意什么时候回来，就什么时候回来。不用写报告，也不用写自传”。”
基于实际工作需要，陈望道重新入党的消息并没有公开，一直到许多年以后，党的十大上才予以公开，
1961年五一劳动节，毛主席在上海与各界人士共度佳节，在锦江饭店，毛主席、周谷城、陈望道三人围坐在一个小桌子前，无拘无束的畅谈。
1972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，周总理亲自赴上海迎接尼克松，当时已经82岁的陈望道也在欢迎人群中，周总理看见后，还特意上前打招呼：
“你这么大年纪了，在市里迎接就可以了。”
话说完，周总理还特意叮嘱周围市政府的工作人员。
周总理从建国后就一直关注陈望道首译版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情况，找了几十年都没找到，1975年1月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，周总理在病中还对前来看望他的陈望道说：
“是否找到了首译本。”
陈望道也很遗憾的摇了摇头，周总理也无不感慨：
“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，找不到它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！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《共产党宣言》当作‘贴身伙伴’，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我真想再看一遍。”
同年3月，陈望道再赴北京出席四届人大常委会议，听闻周总理病情已经十分严重，还专门找到了周总理夫人邓颖超问候，并赠送给他们夫妇一本1975年版本的修辞学发凡》给总理。邓颖超同志回函致谢并予关怀。
1977年10月29日，陈望道在上海病逝，他也是复旦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。
弥留之际，上海市领导来探望，问陈望道有什么要求，他说：
“我个人别无他求，只希望复旦能尽快划入市区的杨浦。”
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陈望道心里装的还是学校，他把毕生积蓄的二十二万元人民币，作为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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